1964年10月16日，中國自行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

兩彈一星近乎一段分水嶺。

此前的中國時刻遭受著來自美國的核威脅，掉落在日本廣島、長崎的核武器隨時有可能掉落在中國人的頭頂上。中華人民共和國雖已建立，但“再挨打”的憂慮并未消散。

而從1964年到1970年，中國連續(xù)成功發(fā)射“兩彈一星”，繼美、蘇、英、法之后成為全球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，才真正確立國際地位，邁入軍事科技大國行列。

“只有槍桿子沒有炮桿子是不行的”，毛澤東的論斷得到了驗證。

但是，兩彈一星是在什么樣的環(huán)境中成功的呢？

思之令人心酸。

“兩彈一星功勛獎章”一共頒給了23人，但理當有更多人共享這一份榮譽。不止有被美國軟禁5年、45歲輾轉回來建設祖國的科學家錢學森；不止有只身入險、手捧核彈頭，受到強輻射而早逝的鄧稼先；不止有飛機失事，軀體燒焦、與身旁警衛(wèi)員緊抱在一起，分開兩人尸體后發(fā)現中間保護著機要文件的郭永懷；不止有“文革”期間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科學家姚桐斌；不止有不耐反復的批斗而服下安眠藥自殺的趙九章；

…………

還有一些獎章之外的人值得被記住。上到元帥聶榮臻，下到離家“不告父母兄弟”的無名小兵。

有在政治聲浪中堅持信念的領導人、科學家，也有餓著肚子干國家事業(yè)的工人，還有大漠中成片的墳冢。

如果有人把“兩彈一星”的故事當作過于浪漫的英雄史詩，不如趁早先打消這個念頭。艱苦歲月中沒有大人物，只有埋頭干、奔波苦。

在建黨百年之際，重看“兩彈一星”，是一抬頭和一低頭—抬頭重看星空宇宙，低頭淚灑滿地焦土。

歸 人

沒有人硬逼著科學家們回國。

但1949年前后，一批又一批的科學家們看到希望、擁回大陸，希望以畢生所學來幫助建設新中國。

“科學無國界，科學家有祖國。”后來諸多回憶錄都有談到，建國前后，縈繞在一些科學家心中的詞都是：回去、回去。

錢學森。

他在美國并不是小人物，師承航空理論泰斗馮·卡門，36歲時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建校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，又受軍方青睞，擔任美國國防部科學咨詢團成員、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的職務。

他在美國20年如漂萍，功成名就，卻沒有置辦一處房產，也沒有買一份保險。

1949年，錢學森籌備回國。

“我寧可把錢學森槍斃了，也不讓他離開美國。無論在哪里，他都值5個師！”

當時美國海軍部副部長一句狠辣的話，為這位科學家?guī)砹藲w國的重重險阻。

錢學森先被美國認定為間諜，遭到逮捕，被囚禁在一座小島上，后又迎來了漫漫無期的居家軟禁。

5年，整整被軟禁了5年，直到錢學森秘密向國內寄信，周恩來才在1955年通過外交手段幫助他回到祖國。

郭永懷。

他是著名的空氣動力學家，康奈爾大學的教授，也曾是馮·卡門的學生，錢學森的學弟。

郭永懷的性格顯然更烈一些，他在校園里公開燒掉了自己的幾千冊藏書、大量的研究筆記和授課講義。

一個文質彬彬、東方面孔的教授，在眾目睽睽之下，一本一本將書撕開、丟進火堆。

郭永懷知道，這些重要書籍和資料不管是帶走還是送人，都可能被美國當局認定是“間諜行為”，成為自己歸國的阻礙。不如干脆一燒明志，破釜沉舟。知識都在他的腦子里。

多么自恃天才、又歸國心切的舉動。

而這一位輕視材料、相信自己的科學家，又是如何在多年之后的飛機失事時，斷然決定以肉身來護住“兩彈一星”的機要材料的呢？材料安好，身體焦黑?！@已是后話了。

當時還有張文裕和王承書夫婦。

這一對物理學博士和郭永懷正相反，他們往北京、香港寄了近兩千磅重的書籍和材料。就像打游擊一樣，夫妻倆每逢夜深人靜時便整理書籍、資料，每6磅打包成一個的小包裹，抓住每一個郵寄機會，逃過移民局的審查。夫婦倆寄了整整一年多，才將三百多個包裹寄回國內。

書寄回來了，他們就放棄在美國的一切，把美國的兩輛小轎車、家電、家具全部送人，立刻回國。

還有科學家趙忠堯，他從美國采購20箱器材想辦法帶回國內，后來為中國安裝出了第一臺靜電加速器。

以及建國之前趕回的錢三強夫婦。

這些歸人的名字如果一時記不住也沒關系，只要你可以想象到—他們曾經吃了多少苦頭，放棄了什么樣優(yōu)渥的條件和個人科研成就的誘惑，才回到了百廢待興的祖國，就可以知道，他們是什么樣的人，為了什么而讀書。

20世紀40年代晚期，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給研究生講課：關于遠程商用火箭飛行的問題

要 人

中國的“兩彈一星”，最先上馬的是導彈和原子彈項目。

一邊是1956年成立的火箭、導彈研究機構（國防部第五研究院），錢學森做院長。一邊是原子能研究所，由錢三強任所長，牽頭科學家們一起做。

項目雖上馬，但一開始就犯了難—白手起家，誰來做第一批骨干？

當時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剛剛展開，各行各業(yè)都在加緊建設，科技專家都是單位里的寶貝，是稀缺人才，一些科學家經常被笑稱是“老母雞”，要承擔孵化更多人才的任務，沒有哪個單位舍得放人。怎么去跟各單位要人才？

聶榮臻元帥是受命領導全國科技工作和研制“兩彈”任務的人，他得幫著調集，把人聚攏起來。

周恩來支招，讓聶榮臻組織國務院33位部委領導開會，直接開口要。

可當時一場會開下來，聶榮臻并不好受，他動之以情曉之以理，整個會場唯獨只有“哈軍工”院長陳賡鼎力支持，答應給6個人，且很快到位了。其他單位答應給的人遲遲不來，有的兩個月過去了還沒動靜。

最后是聶榮臻列了名單找到了周恩來，請他親筆批準，走行政手段才把人硬調來的。

就這樣，數十位專家、中級科技人員，156位大學畢業(yè)生，成為了中國第一批導彈、火箭事業(yè)的班底。

另一邊的原子能研究所，情況也不樂觀。

錢三強比錢學森回國較早，“要人”之路從1950年就已經開始，更有目的性，也更加漫長。

錢三強心里有一張名單—因為他早就調查了全國自然科學專家的情況，也了解尚在國外的所有專家名單—寫信求才、請國外專家轉交、一一拜訪，他都做到了。全職的、兼職的、全時兼職一段時間的，他都接受。

最有名的當然是錢三強去找鄧稼先的故事。1958年秋天，錢三強找到34歲的鄧稼先：“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，調你去做這項工作，怎么樣？”

這位“娃娃博士”一下就知道，大炮仗就是原子彈，他問：“我能行嗎？”

錢三強把一切都說得清清楚楚，任務、意義、保密工作。“上不告父母、下不訴妻兒”，從此以后不能公開發(fā)表學術論文、不能出國、不能隨便和人交往、不能告訴別人自己在什么地方……

那一天，鄧稼先回家很沉默，有一點反常，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。妻子許鹿希也沒有睡著。

她后來回憶：“他突然說自己要調動工作，我問他調到哪兒去，他說這不能說，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說。我說你給我一個信箱的號碼，我跟你通信，他說這不行。反正當時弄得我很難過?！?/p>

“我那時30歲，他34歲，孩子還小，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。可是他態(tài)度很堅決，說如果做好這件事，他這一生就活得很有價值。聽他這么說我當時就感覺他已經下決心了，后來他突然又說了一句，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。他說這句話時哭了。我說你要干嗎去，做什么事情要下這個決心?！?/p>

次日，鄧稼先帶上妻子、4歲的女兒和2歲的兒子，一起去照相館拍下了一張全家福。此后，鄧稼先的名字就從外界新聞、學術刊物上消失了。

鄧稼先加入之后，錢三強又找來了朱光亞、程開甲、郭永懷，然后是王淦昌、彭桓武等人，中國原子彈研制的科學家陣容，這才基本確定了下來。

要 地 

“兩彈”項目難的不止要人，也要地盤兒。因為它除了研究院之外，還需要大型的配套工廠和試驗基地。

核原料—鈾濃縮廠的選址就十分波折。

“要隱蔽、面積大、水要足、用電量還大”，為了符合這一要求，考察隊20多人，從1958年初啟程，從東到西，踏過了中西部好幾個省區(qū)，勘探了18個場地，一路被上級否定，最后才到了蘭州。

大家終于在蘭州北郊黃河邊看中了一塊地，喜出望外。突然，樹林里有一群人端著槍過來，包圍了勘察隊。

原來這地方已經被一家飛機制造廠看上了，而且已經設立了籌備處。

這個籌備處的主任叫作王中番，是朝鮮戰(zhàn)場上下來的軍人，他見過美軍轟炸機之下的戰(zhàn)場慘狀，發(fā)誓要回國做飛機。

他回國后，如愿當了飛機制造廠籌備處的主任，找了兩年才為廠子找到這塊寶地。王中番知道勘察隊正在找場地，但不知道目的，熱心問：“我這一帶熟，你告訴我要做什么，沒準兒我能幫你找個好場地呢！”

誰想到幾天后，王中番接到上級電話，他選的地方被二機部看上了，叫他讓出去，再另擇廠址。

王中番急了，一下子從蘭州找到北京，上門找二機部的部長宋任窮說理。

“宋部長，您憑什么把我們的地方給一鍋端呀？您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挪地方。只當我自己在朝鮮被炸死了！”

“王中番同志，你知道要你那塊地干什么嗎？”

“我不管，我只管造飛機，造轟炸機！你們不答應還給我，我去找彭老總，他去過朝鮮，挨過炸，他說過我們要造飛機！”王中番說著說著，眼淚快下來了。

宋任窮真的撥通了彭德懷的電話。

“老總，這個人有股子倔勁兒，為自己熱愛的事業(yè)敢和人拼命，是個干事的人……麻煩您給航空那邊打個招呼，這個人我扣下了，他叫王中番?！?/p>

王中番萬萬沒想到，一下子淚水奪眶而出?！八尾块L，您和彭總，你們不講理。”

宋任窮這才說出實情，他定睛看著王中番：“原子彈，你知道嗎？”

王中番一下子愣住了。于是，他就這樣成了鈾濃縮廠的副廠長。

史料記載中的這一段故事十分動人，尖端的“兩彈”項目得到普通戰(zhàn)士的心，或許只需要一個名稱。

但可惜有一些戰(zhàn)士，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服務的保密工作是什么。

1958年2月，導彈試驗基地批下來了，在內蒙古額濟納旗、巴丹吉林大沙漠的邊緣。

這個地方我們如今已經很熟悉，它后來又有一個名字叫作酒泉衛(wèi)星發(fā)射中心。

“兩彈”三個基地中，導彈試驗基地的進程最快，幾萬人加緊建設，只花了兩年多的時間。

這數萬工程兵剛來的時候，坐了半個月的罐子車不許往外看，一下車都傻眼了。這什么地方？

風沙、烈陽、毒蚊子咬，連司令員也睡帳篷。大部隊待了不到半個月，就出現數百、上千人同時拉稀的狀況。有人拉死了，有人被蚊子咬死了，有人累死了，有人餓死了。

這些軍人、工人，只知道奉命來建設這個地方，卻不知道為什么來。死人的事情還在發(fā)生，而他們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，基地上士氣日漸低落。

隱姓埋名、背井離鄉(xiāng)、絕對保密，幾乎是“兩彈一星”事業(yè)的宿命。

但何以安撫人心，告慰亡靈？

司令員孫繼先向上級申請，終于在1960年4月導彈試驗基地即將竣工時，告訴幾萬工程兵：“我們來這，是搞導彈的?！?/p>

有史料記錄當年一位參與施工的老兵的回憶：

當時一宣布好多人都哭了。

“為什么哭？愛導彈？純粹是扯淡！沒幾個人知道那玩意兒，就是憋得太久了，那么多人一起吃苦，卻不知道為什么，兩年多，又不打仗，就是干活兒，拼了命干活兒，死了幾百人。一宣布好了，總算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，這苦沒白吃，值得！”

1966年10月27日，中國首次發(fā)射導彈核武器試驗獲得成功，天安門廣場上人民群眾游行慶祝

集 體

新中國是不平靜的。“兩彈一星”事業(yè)也不是在真空中完成的。

1957年的“反右”運動，一大批知識分子，包括科學家，接受批斗。

1958年，大躍進開始，全國大煉鋼，各地都在放“衛(wèi)星”。而真的“兩彈一星”的科學性卻遭到了政治的沖擊。

這一年，中國人造衛(wèi)星工程上馬，代號“581”，但研究所里經常爭吵不斷。

因為一群年輕科技人員不滿所長、著名科學家趙九章。他們主張“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”，要“不放山藥蛋那般大的，一上馬就搞高能火箭、高能發(fā)動機，放幾頓重的大衛(wèi)星”。

趙九章也無法說服他們。

一天，在一番爭執(zhí)之后，這群年輕人將趙九章制作的一個衛(wèi)星模型從三樓扔了下去，差點砸中下面推著自行車的51歲趙九章。趙九章當場淚水盈眶。

特殊年代里，荒唐事不斷出現。

很快，1959年，此后是長達三年的大饑荒。

導彈試驗基地上的工人有的餓得都逃了，中央撥過去一批糧食，半路上被農民搶劫了。北京的研究院里，科學家們也不好過。

鄧稼先總是在半夜三更回家翻東西，再帶回研究院給年輕人吃，他自己餓得癱軟，連30斤重的女兒也抱不起來。

因為饑餓，很多科學家患上了浮腫，接受周恩來接見的時候，彭桓武的腳脖子腫得快提不上鞋子。

然后是1960年，中國和蘇聯的關系惡化，蘇聯撤走在核工業(yè)領域的全部援華專家，并帶走了幾乎所有的圖紙資料。

碰到經濟極端困難的時刻，全國對導彈、核武器的態(tài)度發(fā)生了轉變，“上馬”還是“下馬”的爭議不斷，開會時經常桌子拍得叭叭響。

“兩彈一星”事業(yè)岌岌可危。

那是一段非常敏感的時期，連身邊親信下屬都勸說聶榮臻，暫時擱置。不料元帥直接發(fā)火了：“不搞出兩彈，我死不瞑目！”

聶榮臻給毛澤東寫了一份5000多字的報告。

看似報告，其實是軍令狀。因為他作出明確承諾—四年左右可以制造一般的原子彈，五年或更長的時間可以造出比較高級的原子彈。

伴隨著美國持續(xù)不斷地對中國大陸的核威脅，聶榮臻的報告增強了中央領導人的信心，“兩彈”項目保住了。

當然不是到此為止。

隨后“文革”的沖擊，以及始終艱苦的科研歷程，讓“兩彈一星”事業(yè)中心的科學家們始終在搖搖晃晃地前行。

他們大部分人一邊忍受挫折、批斗、工作時間得不到保障，一邊爭分奪秒、刻苦鉆研，作出了舉世矚目的成績。

從1964年成功引爆第一顆原子彈，1966年導彈和原子彈“兩彈”結合成功，1967年第一顆氫彈試爆成功，再到1970年第一顆人造衛(wèi)星發(fā)射成功，這“兩彈一星”的艱苦歷程，中國科學家們以生命、以精神，為它畫下了一個傳奇的句號。

1986年，鄧稼先去世的時候只有62歲。

他說：“我不愛武器，我愛和平。但為了和平，我們需要武器?！?/p>

至此，與其說“兩彈一星”是軍事項目，不如說它是一種精神。就像張愛萍將軍說的，原子彈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?！暗沽诉@種精神，就只好去乞討了”。

對于科學家們來說，也是一抬頭和一低頭，低頭熱愛腳下熱土，抬頭熱愛物理世界、璀璨宇宙。

參考文獻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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